在美国的邦顿社区，社会资源长期匮乏，居民生活困苦。邦顿农场选择了一条基于地方、以社区为中心的转型路径，扎根社区并积极向外获取资源，推动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社区发展的引擎，邦顿农场通过农业项目提供新鲜食品，同时开展教育、就业和创业支持，帮助居民打破贫困和不平等的循环。它采用自下而上模式，强调社区成员的主体性和领导力。通过对话与倾听，邦顿农场逐步确定解决方案，并通过增强社区内部的纽带（如家庭网络、社区活动和地方机构）和桥接资本（如与外部资源和机构的连接），实现真正的改变。本文将深入展现邦顿农场的实践模式，揭示基于社区的方法如何开枝散叶。

  达龙·巴布科克（Daron Babcock）第一次来到邦顿社区（Bonton）时并没明确的计划。

  那是2011年，在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十年后，他试图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方向。他的妻子在31岁那年去世，此后他与抑郁和毒瘾抗争，随后又被疯狂的工作安排所淹没，同时独自抚养两个孩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被介绍到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邦顿社区，并开始每周六在一个名为“桥梁建设者”（BridgeBuilders）的项目中担任志愿者。这一个项目致力于帮助那些希望重新开始生活的人。

  经过几个月的参与，巴布科克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召唤：他决定放弃舒适的生活，全身心投入到邦顿社区的工作中。他频繁的往返通勤让他深感不满，而每周两个小时的志愿活动也未能真正改变社区居民的生活。于是，他选择彻底改变自身的生活轨迹。当他的两个孩子分别进入大学和海军陆战队后，他卖掉了位于达拉斯郊外弗里斯科社区的高档房子，放弃了在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的高薪工作，搬进了位于邦顿的仁人家园房屋（Habitat for Humanity house），与一个两次被判重罪的人同住。用他的话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能与居民“一同生活”（doing life together）。

  住进这个社区后，巴布科克很快意识到，他对这一个地区及其居民的了解是多么有限。他发现，这里几乎任何一个人都曾有过入狱的经历。虽然他们都渴望找到工作，但健康情况欠佳、缺乏交通工具以及犯罪前科等问题，成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的障碍。

  巴布科克坦言：“我以前从未接触过这样的世界，所以对它一无所知。我不了解贫困是怎么样影响交通的……[而且]我了解到，社区中有很多人生病和死亡，是因为他们没办法获得食物。”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他决定创办一个小型农场，为社区居民提供食物。但跟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个项目的意义很快超越了最初的设想。他建立了一个蒸蒸日上的机构——邦顿农场（Bonton Farms），并以此为起点，推动了其他机构和活动的建立与发展。这些努力改善了该社区的状况及其居民的生活。

  巴布科克帮助建立的组织改变了邦顿社区的“社会系统”。如今，居民们拥有了一处可聚集协作、学习、赚钱与志愿服务的空间。邦顿农场的目标始终远不止于传统的农牧业，它致力于在社区内部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让慢慢的变多的居民掌握技能和建立关系网络，以发挥领导力潜能。随后，农场与这些居民合作，作为桥梁去连接外部机构，一同推动社区利益的发展。相比分散的服务模式，这种在居民与外部资源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式，更能为试图摆脱贫困或走出犯罪与毒品历史的人们提供真正的帮助。

  当地交通工程师丹尼尔·赫里格（Daniel Herrig）指出：“在改善交通、经济适用房或健康食品获取方面，零散的解决方案往往效果有限。然而，当我们转变思路，专注于赋能居民和社区时，希望就在眼前。因此，随着工作机会和投资开始回归社区，邦顿社区的未来充满希望。”1

  一个特定的社区可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最终与外界脱节和隔离，社会纽带脆弱，机构支持缺失。有时，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是环境造就的，比如某个依赖单一企业的城镇猛地发现，支撑其经济命脉的企业在一夜之间搬迁，带走了所有重要的社会与经济联系。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孤立却是原有结构性设计的产物，是种族隔离遗留的伤疤。邦顿社区位于达拉斯市中心东南四英里处，从其历史早期开始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是社区环境导致居民陷入困境的典型案例。然而，正是邦顿农场的努力，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证明了这里的社区和居民是如何通过赋能实现蜕变的。

  邦顿社区最初于20世纪初为黑人工人而建，位于三一河泛滥平原（floodplain，指河流在洪水期时，河水溢出河床所淹没的宽阔平坦地区，可缓冲和储存洪水，减轻下游压力）。这样的设计不仅使其在河水泛滥时首当其冲，还将其纳入城市防洪体系的一部分——防洪闸建在社区外围，将洪水困在社区内部（直到20世纪90年代，保护该地区的防洪堤才最终建成）。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C. F. Hawn高速公路进一步割裂了社区，使其更加孤立。这种人为的隔离加剧了犯罪率的上升，社区也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逐渐凋敝。

  随着种族隔离的松动，那些有能力或有机会搬离邦顿社区的人纷纷离去。2结果，正如2005年的一项街区重建计划所指出的那样，邦顿社区“被高速公路、铁轨和防洪堤与城市的别的部分明显隔离。该地区长期缺乏发展和关注，实际上已被遗弃。40多年来，在缺乏外部资金、时间和精力投入的情况下自生自灭……这种物理和象征意义上的双重隔离，使其逐渐从达拉斯人的视野中消失。”3

  在破败的公共住房、投资缺失和社会隔离的环境中，邦顿社区贫困、暴力和毒瘾问题日渐严重。根据2005年前后的数据（邦顿农场成立前最完整的数据），大约一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之中，人均年收入为24,445美元，约为全市中等水准的五分之二。4此外，该地区的居民长期受到高犯罪率和无序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结构普遍不稳定，且缺乏积极的社会榜样。

  丹尼·乔治（Danny George）回忆道：“在邦顿社区长大，每天都能听到枪声，有人被枪杀。每当枪声响起，母亲会用身体护住我。”5他在这个社区长大，后来回到这里，成为邦顿农场的经理。

  与外界的隔绝感无处不在。由于公共交通匮乏，加之当地商店仅出售酒类及价格高昂、过期且高度加工的食品，近三分之二的居民因缺乏私人交通工具，无法便捷地前往提供健康、实惠农产品的超市。这种状况直接反映在居民的健康数据上：2005年前后，该地区居民的心血管疾病（高出86%）、糖尿病（高出123%）、中风发病率（高出63%）和癌症（高出71%）发病率都明显高于全市中等水准。6儿童肥胖症、糖尿病、心脏病、癌症等重大疾病的发病率更是达拉斯县别的地方的两倍以上。

  作为邦顿社区的新居民，达龙·巴布科克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隔离问题。“我们大家都希望支持和帮助的非优势群体，”巴布科克写道，“大多来自那些被刻意设计的环境，这些环境不仅让人们彼此隔离，更严重的是，使他们远离那些其他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商品、服务、资源和工具。”7他在与长期居民一同生活的过程中积累了这些观察，进而激发并塑造了他与居民合作的愿景——创造性地解决邦顿社区各个机构之间脱节的问题，从而逐步改变当地的社会动态。

  社会科学家，包括拉吉·切蒂（Raj Chetty）、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和帕特里克·沙基（Patrick Sharkey）等人研究之后发现，社区环境会对居住其中的每个人产生负面影响。8社会问题集中的地区，会引发连锁反应，使每个问题都更难解决。如果社区本身不健康，那么学校体系无法提高教育成果，医疗机构无法改善健康情况，警察也无法确保街道安全。

  尽管社区环境对个人发展的影响已被广泛证实，但长期以来，政策制定者、慈善家和非营利组织仍然以个体的视角来看待贫困问题，试图通过逐个满足个人的物质需求来缓解贫困。这种做法导致了一种“逐项补缺”的减贫模式。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在住房、食品、医疗保健等社会支持方面的支出超过1万亿美元。9这种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在短期内确实缓解了物质需求，但往往未能真正帮助受助者摆脱贫困。这一点从经济流动性下降、无家可归现象加剧，以及贫困人口在地理上的高度集中等趋势中得到验证。虽然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在反贫困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但自1970年以来，美国城市中贫困集中的社区数量已增长了三倍，而生活在这些社区的低收入人口数量也翻了一倍以上。10

  非营利部门通过采取集合影响力（collective-impact）方法的各种举措，共同提升服务模式的绩效。这种战略旨在通过更好地协调相关机构和组织（包括非营利组织、社区组织、政府和企业）来改善服务提供。集合影响力在各方之间建立了共同的议程（common agenda）、共享的测量系统（shared measurement system）来追踪改进情况，并建立了稳定的沟通方式（steady communication）。此外，它通常还需要一个骨干支持组织（backbone support organization）来管理和协调各方。

  集合影响力倡议虽能带来实际成效，但也存在弊端——尤其在缺乏改善社区的配套建设策略的情况下。该模式侧重服务提供，聚焦于弥补个体层面的不足，却未必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即便社区整体状况未见改善，特定指标仍可能显示进步。以提升社会流动性为例，许多集合影响力倡议通过增强组织间的协作，并集中关注少数关键成功指标（如学龄前准备情况），进而助力每个孩子在学业和生活中获得成功。在此模式下，许多青年虽能取得进步，但也更可能离开原社区，导致社区人才与资源流失。某些青年因生活环境限制（如不安全的街道阻碍学习，薄弱的社交网络削弱自我提升的动力）而难以真正受益。此外，一些服务机构还可能过度关注特定指标，忽视安全、家庭稳定等其他关键领域，导致整体环境进一步恶化。

  相较之下，立足当地而非个体干预的组织，则力求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发展的条件。它们深知，通过改善社会经济环境，将产生“水涨船高”的整体效应（all boats will be lifted）。使命建设社区（Purpose Built Communities，PBC）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组织致力于全面振兴历史上被忽视的社区，其工作基于四大支柱：高质量的混合收入住房、通往职业生涯的教育渠道、社区健康和经济活力。“使命建设社区”的目标是将脆弱的社区转变为繁荣的社区，从而改善居民生活并实现社区的自我维持。这一战略基于这样的认识：个体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的。学校质量差和就业机会缺乏会导致犯罪率上升，犯罪猖獗又会导致零售商和潜在雇主的缺失，而社区的孤立和机会匮乏则会促使能力较强的社区成员外流。因此，成功解决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往往需要同时解决其他相关问题。

  基于地方的模式（place-based models）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它们直接关注特定地区的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包括家庭内部、邻里之间以及内外部组织间的关系性质——并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直击阻碍特定地区发展的驱动因素。这种模式通过改变居民的生活环境来惠及所有人，而非优先关注社区的某些群体（如青少年）。此外，它旨在激发社区的自我维持能力，减少未来干预的必要性，助力陷入困境的社区走向成功。然而，这种宏大的转型更具挑战性，因为它需要长期的多维度策略，这与许多公共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的短期运作模式背道而驰。

  尽管“使命建设社区”是基于地方的模式中最成功的案例，但其无法覆盖大多数社区。截至目前，“使命建设社区”仅在美国14个州的25个社区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而这些成果大多分布在在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全美约有825个处于困境中的城市社区，“使命建设社区”仅覆盖了其中一小部分，11更加不用说那些同样需要帮助的郊区和农村地区了。该组织的模式面临四个限制因素：一是部分社区与城市活力区域的隔绝程度过高，使得转型难以实现；二是关键利益相关方（包括许多公共部门和先行的非营利组织）可能不愿打破部门壁垒、重新调配资源；三是项目启动资金或存在不足；最后是某些地区的社区可能未得到民间领导者或资助者的同等重视（美国东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情况尤为突出）。

  “使命建设社区”有时会收到来自潜在地方合作伙伴的初步意向，但却无法说服从事住房、教育、房地产等领域的关键参与者采纳地方发展的共同愿景。在这种情况下，该组织决定不再继续推进项目。前“使命建设社区”首席执行官大卫·爱德华兹（David Edwards）表示：“迄今为止，我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促成这种合作的能力。我们不得已放弃的尝试，还在于没能说服关键的系统参与者加入我们的行动。”12因此，尽管我们认识到像“使命建设社区”这样基于地方的方法是有需求且有效的，但这样的模式可能没办法推广到许多困难社区，尤其是那些难以与充满了许多活力的经济中心相连接的地区。

  因此，减贫工作需要一种新的基于地方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触及更多社区，包括郊区和农村地区的居民，而不仅仅局限于“使命建设社区”目前所能覆盖的范围。如果这种模式以解决脱节问题为核心——即社会关系薄弱或缺乏支持，以及机构支持不足——那么它将不仅仅局限于最贫困的社区，因为脱节问题正困扰着慢慢的变多的社区。邦顿农场提供了一种新模式的愿景。正如巴布科克所写：“我们……倾向于将人的处境视为单一问题。我们大家都认为只要解决这一个问题，情况就会好转，但人类就像种子一样，需要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部分能够共生共荣，实现整体提升。”13

  邦顿农场模式展示了两类机构的重要性。社区内部的纽带（bonds）取决于稳固的家庭、强大的家庭间网络，以及大量自然形成且相互滋养的非正式微型机制（如游戏小组、社区聚会、邻里守望小组和志愿服务小组），这些机制相互强化、增强凝聚力。同时，由当地居民组成并服务于当地居民的各类地方协会和机构（包括教堂、小企业和民间团体），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桥梁”（bridges）则需要强大的地方机构和领导者来搭建，他们可以与通常位于社区之外的影响力社会团体、大型组织（包括各种政府办公室，以及提供经济机会、金融服务、医疗保健和教育资源的实体）建立联系并做沟通。通过更多的连接——社会网络、交通基础设施和资源获取渠道——当地社区与这些参与者和组织的联系越紧密，其“桥接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就可能越高。

  在这种方法中，即便物质上的改变不可或缺，但首要目标是通过加强社区的纽带（内部）和桥梁（外部）联系（社会资本）来提升社区能力。邦顿农场展示了怎么来实现这一目标。与由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发起、旨在实现整体转型的“使命建设社区”不同，邦顿社区是通过一系列旨在解决具体问题、增加社会资本的渐进式举措，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使命建设社区”依据预先设计的蓝图开展工作，而邦顿社区则更注重由内而外的发展模式，强调与居民合作识别问题，并通过创新建立合适的机构和联系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尽管最终目标相似，但邦顿社区的策略更注重循序渐进——通过消除阻碍居民繁荣发展的障碍来定义进步——而非大规模改造。这种强调参与的方法也孕育出了另一种方法论。虽然它或许不是一个全新的类别，但却是一个更灵活的模板，能够应用于更广泛的地区。

  巴布科克从社区内部开始，通过建立纽带型连接（bonding connections）逐步扩大影响区域，并将重点放在向居民了解该地区面临的系统性挑战上。他回忆说：“搬进社区深刻地改变了我。假如没有这种地理上的接近，我可能会错过许多重要的学习机会。”14

  起初，巴布科克只是在自家院子里种菜，后来又在巷子里养鸡。没过多久，他的行动引起了他人的注意，并想要参与到建设发展中。仁人家园首先在南达拉斯社区边缘捐赠了两块空地，帮助他扩大农场规模。随后，市政府又在这些空地后面增加了六块地，使农场总面积达到两英亩。随着对邻居的逐渐了解——从他在家里举办的“桥梁建设者”会面上认识的大卫·里奇（David Richie）等人开始——巴布科克开始与他们合作，共同应对社区面临的更大挑战。混凝土公司老板弗雷德·特雷芬格（Fred Treffinger）在报纸上看到巴布科克的事迹后，捐赠了公司对面的20英亩闲置土地，用于建设邦顿农场扩展区。特雷芬格家族在看到项目成果后，又购买了相邻的20英亩土地并捐赠，使新址总面积达到40英亩。有了这块土地，巴布科克建成了全美最大的城市农场之一。如今，邦顿农场生产各种蔬菜（如西红柿、茄子、羽衣甘蓝和多种辣椒）、优质猪肉、山羊肉及奶制品，以及家禽和鸡蛋。这一些产品被销售给达拉斯的多家餐厅，包括Meddlesome Moth、CaféMomentum和Flora Street Café，还供应给达拉斯牛仔队的训练基地。

  在此基础上，邦顿农场创造了远超传统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成效，后者往往单独提供服务且与当地社区没有实际利害关联。农场通过出售或以物易物的方式向社区居民提供食物，帮他们吃得更好、更健康。同时，农场为那些在另外的地方难以找到工作机会的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助力他们积累工作经验、完善个人履历。在本市慢慢的变多的合作伙伴的帮助下，邦顿农场还协助社区居民创办了一家蜂蜜公司——邦顿蜂蜜公司。当社区对更多生活便利设施的需求日益凸显时，邦顿农场开设了农贸市场、小餐馆和咖啡屋。如今，邦顿农场已成为社区中的社区，不仅服务于本地居民，更吸引了许多社区外的访客。

  农场经理兰斯·卡特（LanceCarter）说：“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家中，社区无处不在。我所有的时间都在社区里——在这里，毒瘾没有滋生的土壤。”15他初来农场时，因毒瘾搞丢了所有证件，甚至无法验证自己的身份。

  巴布科克的方法与该市早期的一项努力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达拉斯试图通过经济激发鼓励措施吸引超市进驻该市40多个被美国农业部划定为“食物荒漠”的地区之一。然而，这一努力——针对单一物质匮乏问题采取孤立的解决方式——以失败告终。对那些合乎条件的大型超市来说，从账面上看，参与该计划不具可行性，因此它们没有入驻。

  正如改变环境会影响植物的茁壮成长，改变个人与机构的关系也会改变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社会的关系。“土壤、种子与植物和生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布科克说，“我们有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养分，无法过上高质量的生活……农场的存在就为了提供这种养分。”16所有社区都有人才，但他们可能缺乏合适的环境来培养这些人才，让他们担任领导者角色，甚至留下来。改善环境不仅能鼓励人们留在当地，还能为他们提供展现领导力的机会。否则，他们就会离开，前往更好的地方。

  在社区内，巴布科克的躬身入局、建立关系型方法与非营利组织通过“服务”帮助人们的方式截然不同。他通过日复一日与邻里居民并肩生活和工作，树立榜样，重新编织社区网络。这种纽带关系（bonding relationships）不仅能提升人们的能力，还能保护他们免受各种风险。跟着时间推移，居民们看到这一些方法在自己和他人身上行之有效时，便会加入进来，复制榜样的力量，从而激励更多人承担领导者角色。

  巴布科克还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以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和联系。尽管许多活动都是世俗性质的，但他也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入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他通过热情参加活动并与当地教会合作，引导和示范了一种新的、高度关系化的生活方式。居民们定期共同参与祈祷与学习活动，在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培养了对日常对话的信任，自然而然地敞开了心扉。这种培养亲密关系的小规模互动至关重要。在一个仅有5500名居民的小社区里，这种参与方式在社区层面的规范、期望和行动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更紧密的联系（stronger ties）使居民更有能力维护街道治安，并共同努力改善他们的社区。世代居住于邦顿社区的成员、邦顿农场雇员多丽丝·杨（Doris Youn）回忆道：“那时（2010年之前），我们什么都有——毒品、杀戮、街头流浪者。任何非法活动，你都能在这里看到。但现在，我们的社区团结起来了。”17

  在社区内，巴布科克、邦顿农场和社区领导者们巩固了他们之间的纽带型连接。跟着时间的推移，获得赋能的社区通过向外延伸的桥梁连接到医疗保健、健康、经济、住房、教育和金融机构，从而更好地融入了大达拉斯都市区乃至更广阔的世界。巴布科克和邦顿农场团队（包括非营利组织、负责地产开发的Citybuild社区发展公司以及大约50名员工）意识到并培养了一种能力，用巴布科克的话说，就是“让最接近问题的人去识别问题和障碍的根源（those closest to the problem to define the root-cause issues and barrier），这样我们就能共同创造出‘量身定做’且可规模化的解决方案，用有效的工具破除这些障碍。”18

  巴布科克最初通过设立厢式客车接驳专线，帮助居民前往公共交通无法覆盖的重要地点。但他很快发现，这远远不足。他意识到，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将那些遥远且常不响应需求的机构直接引入社区，就像他在农场所做的那样。这种在地理和关系上的深度融入，远比单纯从外部提供服务更具影响力。并且，这个社区当时缺乏从学校、超市到医疗和金融机构的一切必要设施。

  虽然有很多人都帮助巴布科克思考居民在搭建桥梁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但现任邦顿农场健康管理主管的达里斯·李（Daris Lee）尤为突出。巴布科克回忆说：“他可能是我知识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因为我和他一起经历了他从监狱返回家中后的动荡时期，以及由于未就医的高血压导致的晚期肾衰竭。”李因重罪抢劫和持有毒品被判16年徒刑，在服刑6年后提前获释，出狱时发现了自己累计负债37,000美元。沉重的债务压得他喘不过气，以至于他常常觉得“自己还不如留在监狱里”。19李谈到巴布科克时说：“我们在农场所做的一切都始于种子。[他有]一种能力，能看到人身上的种子……也就是看到一个人的潜力——不是他们做过什么或经历过什么，而是他们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20这样的感觉是相互的。巴布科克说：“我们彼此就像模板一样，可拿来培养关系、学习并相互激励。我很感激这种友谊。”

  从李这样的居民那里，巴布科克了解到哪些机构最为关键，以及哪些障碍阻碍了人们获取这些资源。随后，他通过邦顿农场并与当地领导者合作，努力推动每一个问题的解决。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意味着找到可以帮助社区的外部合作伙伴，并开发出适合当地环境的创新解决方案。

  脆弱社区之所以处于不利地位，往往是因为公共和私营机构将该地区和居民边缘化，使他们没办法获得繁荣发展所需的机构支持。在达拉斯这样一个专为汽车设计的城市，公共交通并没有正真获得优先发展，而许多低收入居民无力购车。公共服务设施因距离遥远而难以便捷到达，或者获取服务需要时间和知识，而非优势群体往往缺乏这些条件。此外，金融机构因各种费用和背景调查而使低收入居民难以使用其服务。从办公地点的选址、交通的便利程度，到人们在机构中的待遇，以及准入规则是否阻碍了他们获得所需支持，这一些因素都影响着社区与机构之间的桥梁型连接（bridging connections）。

  巴布科克的经历表明，解决地方性脱节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挑战关于创新如何发生（how innovation itself occurs）的主流观念。在富裕地区有效的方法在贫穷的地方可能适得其反。其中一个表现是城市法规，在富裕地区可能合理，但在邦顿社区这样的地方却可能加剧困境。在巴布科克试图搬入社区时就遇到了这些障碍。他想在邦顿社区买一套普通住宅，却因许多房产所有权难以确定（大量止赎房产陷入繁琐程序和手续中）以及限制向非低收入者出售（导致该地区保持高贫困率）而失败。随时间推移，他学会利用社区内的关系网和自身外部社会资源、专业培训与经济地位来对抗这些规定。在社区争取修改城市法规前，出售自家种植的农产品是违法的——最初地块上的一名工人就因此收到一张70美元的罚单。

  桥接资本（bridging capital）以一系列教育学习管理机关的形式出现，这些机构能够提升居民的能力。然而，城市教育系统往往反应迟缓，不足以满足社区的独特需求——例如，作为更大规模整合计划的一部分，它甚至关闭了社区小学。巴布科克与当地领导者合作，为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开办了学前班，并与市内其他组织合作创办了一所全额补贴的私立学校（目前已开设至五年级，并计划增设更多年级），以满足社区儿童（许多经历过创伤）的特殊需求。此外，他还为成年人设立了基础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邦顿学校如今着重通过家长参与来加强社会纽带（social bonds）。研究显示，父母与子女、父母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对教育成果至关重要。由于社区内85%的男性曾有犯罪记录，超过半数居民未获高中文凭，公立学校过去鲜少强调家长参与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发展进程中，社区并未止步于改善居民的医疗保健获取途径，而是在农场附近筹建邦顿农场健康中心（Bonton Farms Wellness Center）。该中心计划于2025年开业，届时将提供医疗服务、举办健康博览会，并开设运动、营养、烹饪及疾病预防课程，运用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来提升社区健康水平。

  通常，银行不会向低收入居民提供金融资源。因此，邦顿农场还与多家当地银行和全国性银行合作，建立了一个金融健康和资源中心——社区银行，为该地区提供服务。该中心将使居民能够学习个人理财（包括修复信用和管理债务）、获得，并通过拥有住房和接受创业技能培训来积累财富。根据邦顿农场的信条，该中心的目标是“搭建一个无需冒险即可迈出下一步的阶梯……迈出有尊严的下一步”。21该中心将取代目前以发薪日贷款、典当行和产权贷款填补空白的掠夺性贷款机构（predatory lenders，当借款人不能偿还贷款，这些机构就会要求处置借款人的资产）。这一些产品收费高、利率高且条件非常苛刻，往往会引发债务螺旋式上升。一旦借款人失去资产，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补救办法。金融中心将与健康中心设在社区中心的同一设施内，未来可能会逐步过渡到更传统的银行产品。

  为了扩大社区健康食品的供应范围，邦顿社区与连锁超市克罗格（Kroger）合作，为居民提供免费配送服务。该公司捐赠了多台电脑，建立了一个中央订货和配送中心，使当地居民都能以优惠的价格轻松获得其库存的全部食品和其他用品。居民下单后，商品每天集中送到社区的指定网点，大多数人都会在订单就绪后到那里取货；对于老人、单身母亲和其他出行不便者，中心还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克罗格公司看到了该模式服务新客户群体的潜力，计划将其推广至更多达拉斯及别的地方的社区。

  最后，邦顿农场还致力于填补住房支持系统的空白。巴布科克指出：“不幸的是，达拉斯是为吸引富人而建的，而为社会经济底层人群提供美观、体面的住房解决方案方面，我们从始至终缺乏创新。”22为应对这一挑战，他与社区领导者合作开发了一种新型住房——“合租住宅”（Roommate House），并联合当地银行及社会影响力基金，为居民提供此前难以获得的低息抵押贷款。每套住宅无需补贴，包含一套1300平方英尺的两居室主屋和两间带简易设施（如电炉、微波炉和浴室）的单间公寓，月租约250美元。这种设计既为租客提供了经济实惠的选择，又助力业主通过收租在15年内还清房贷，进而积累财富。此外，社区还推出了339平方英尺的小户型房屋，以低廉价格出租，旨在打造“邦顿小屋村”——一个为全美城市提供经济适用房解决方案的示范性微型社区。其目标是将租金控制在收入的20%以内，以鼓励储蓄（低收入住房的目标通常是将租金控制在家庭收入的30%左右，且需要政府干预）。23

  这些搭建桥梁的努力离不开社区内已发展起来的纽带型连接，它们一同推动了邦顿社区的转型。如今，街道变得更安全；生活设施与学校不断改善；当地的社会、居民和经济机构数量明显地增加。凭借低廉的房价、靠近市中心和大型公园的优势，邦顿社区吸引了许多原本不会考虑在此居住的外来者，使得社区的种族和社会经济多样性得以提升。在转型过程中，邦顿社区的贫困率已降至28%，24就业率持续上升，孩子们的学业表现也有所提高；家庭收入中位数翻了一番，拥有高中文凭的人口比例从54%上升至77%。25此外，房屋空置率下降，房价上涨，翻新住宅的价值从2005年的约4.4万美元攀升至2022年的超过10万美元。26邦顿社区的形象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从一个游客避而远之的社区变成了值得效仿的榜样，为公共部门和各类组织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如今，邦顿农场拥有400万美元的预算、约50名员工和每年1万名志愿者，持续助力社区的发展。

  基于社区的方法（neighborhood-based approaches）若执行得当，往往能取得很明显的成效。但是，正如不同的社区有不一样的背景一样，我们应该一套比“使命建设社区”更广泛的方法来覆盖所有需要帮助的区域。

  与“使命建设社区”模式相比，邦顿模式能够触及更多社区。“使命建设社区”模式采用一个经过验证的框架来推动转型，但只有在条件成熟时才能实现。邦顿模式则更多地从当地居民的实际经验和需求出发，灵活性更好和循序渐进，因此适用于更多社区。邦顿模式通过与居民共同识别问题，然后与社区内外的多方合作伙伴设计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以期能适应并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环境。

  大多数非营利组织根据内部设定的目标来规划项目，而邦顿模式则更注重与居民的互动方式，它寻求通过集体努力消除阻碍人们自我提升和改善社区的障碍。特别的重要的是，邦顿模式会先加强社区内部的纽带，再将桥梁型连接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中。此外，“使命建设社区”与大多数非营利组织一样，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议程，而邦顿模式则注重人际关系、改变公共规则和规范、建立或拓展新机构以及开展实验。这使得邦顿社区的进展虽显零散，但对那些难以触及且不符合“使命建设社区”基本要求的地区来说，这种探索却尤为有效。

  邦顿模式也为其他致力于提升居民及其所在地区的组织提供了许多经验。首先，虽然公共部门、慈善机构和非营利组织需要创新，但其运作方式反而常常限制发展而非带来提升。正向变化需遵循邦顿信条中的另一原则：“深耕而非广种（Go deep, not wide）。在少数[领域]倾力投入，为实现真正的转型与自给自足而奋斗，[然后]其余领域自会循此模式跟进。”27然而，这一愿景的实现可能十分艰难，因为大多慈善家秉持有局限性的成功测量标准，即重视服务对象的数量和人均成本。与此相反，邦顿模式聚焦长远，以与机构及邻里关系质量为测量标准。该模式不局限于为个体提供服务，而是致力于解决社区脱节的最终的原因，建立良性循环，激发积极发展的动力，推动经济稳步的增长。通过这一模式，就业岗位得以创造，居民获得更多机会，社区内机构数量也有所增加。

  其次，社会企业家和民间领导者需要消除自下而上创新的障碍，改善较为贫困或弱连接社区的居民生活，以实现社区振兴。许多公共法规、公共服务规范、企业政策及非营利组织基准的设计方式，往往使这些地区的居民处于不利地位。例如，在邦顿社区出售农产品还是建造房屋的困难；又如，资金申请规则对小型非营利组织的不利影响，这些组织因领导者关系网薄弱而难以获得慈善或政府项目的支持。此外，金融机构设计的产品和服务费用结构仅适用于部分阶层和地区，而公共部门则忽视了那些在物质和社会联系上较为边缘的社区需求——就像达拉斯的教育与交通部门在制定资源分配方案时，就忽视了决策对邦顿等脱节且非优势社区的影响。

  第三，激发社区内部的领导力对于改善社区环境至关重要。与其在公共部门、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的运作方式上寻求更高的效率，社会部门的官员或许更应反思：“为何在我们社会最需要的地方，领导者却难以涌现？”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要重新思考怎么样看待这些地方，并考虑怎么为领导者的涌现或回归提供技能、关系网络和环境。例如，管理20英亩农场扩展项目多年的金伯利·高（Kimberly High）就是在波顿南部的乔帕（Joppa）社区长大的。她曾离开家乡，在Allstate保险公司工作了31年，建立了成功的职业生涯，从未想过会重返故里。“我不会选择当农民，我喜欢做指甲，”她说，“但邦顿农场恢复了我的健康……人们认为我疯了，但我一生都在办公的地方工作（那并不是我所想的）。”282021年，在邦顿农场工作了几年后，她将精力转移到附近的乔帕社区，在祖母留下的土地上创办了自己的城市农场。社区创业者、地方管理者和核心领导者可以通过建立连接纽带并提升能力，有效推动发展滞后社区的整体升级。与此同时，当需要外部参与者时，他们必充当纽带和桥梁关系的催化剂，确保本土发展活力，而不是排挤当地的自主性和领导力。

  第四，我们不应把低收入社区看作是孤立的问题社区，而应从中寻找关于日益严重的社会脱节问题的启示，这一问题正影响着社会中慢慢的变多的人。所有社区，无论贫富，都位于从缺乏连接到广泛连接的连续谱系中。因此，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应将日益严重的社会贫困挑战纳入其中。这种方法不仅能重塑低收入地区所面临的困难，还能消除对其污名化标签。中产社区可能物质条件较好，但也面临着自杀、吸毒等社会问题风险。相比之下，一些低收入社区——如那些有新移民的社区——可能在人际连接上充满了许多活力，有能力应对各种挑战，从而更有可能实现收入增长，并较少面临社会问题。

  邦顿社区的实践最终告诉我们，每个社区都需要纽带和桥梁型连接，以促进和维持繁荣。更重要的是，社区中的每个居民都应被视为完整的人，而非单纯的服务接收对象——是一位邻居，而不单单是需要帮助的人。正如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所写：“我们彼此交织在一个不可逃脱的关系网络中，如同被命运的纽带紧密相连。任何直接影响个体的事情，都会间接影响到所有人。”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