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上，出现一些否定中医药的议论。由于领衔者是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在坚持科技打假、反对迷信活动方面，曾得到我们的尊重。因此，他们否定中医药的议论，就格外值得重视。

　　对于他们旗帜鲜明的打假与反迷信活动，笔者曾予支持，还在报刊上发表过《迷信=骗子+傻子》等文章。但对否定中医药的科学性，就不敢苟同。中医药的发展，本已步履维艰，若再挨上这一棒，更无疑雪上加霜。另外，假作真时真亦假，所以才要打假；但若打错了，真作假时假亦真，岂不助长作假。

　　他们认为，被称作“医圣”的张仲景，“他的医学知识，可以说大多数都是错误的，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任何一位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认为“古代医学中错误的部分比正确部分多得多”。而“中医则将《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代文献作为中医学生必读、必背、必信的至高无尚的经典，作为诊断、处方的依据”。还列举了如柴胡、板蓝根、黄连等60多种常用中药材的毒副作用资料。

　　这些偏颇、武断的结论，无疑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医药学。甚至连当今众多的中医药院校，也算不上“正规医学院校”了。

　　否定以至主张取缔中医药，在我国近代史上也不是头一遭。上世纪初，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时期，曾几次有当局头面人物，指责中医药，主张废止。1929年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除旧医案》，引起全国中医反对，才被迫终止。

　　新中国成立不久，卫生部个别领导人也怀疑中医药，后受到中央的批评。我国政府一贯主张“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中医、西医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挥各自优势”。“发展现代医药和中国传统医药”，这句话已写进《宪法》第二十一条中。

　　为什么既要发展现代医药（西医），也要发展中国传统医药（中医）呢？为什么中西医要取长补短呢？这是有其理论与实践的科学依据的。

　　医学无疑属于科学中一门，但又不同于其它自然科学，有其独具的特殊性。

　　首先，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客体，人为研究主体，主客体是分离的。医学则例外，主客体是同一的。人既是被研究的客体，又是研究的主体。这一特点，就造成医学研究的特殊性与艰巨性。苏东坡在吟庐山的诗中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道破医学的特色与艰巨。对人体生命系统的“真面目”，之所以至今仍处于“不识”的状态，只因为人本身就处在此系统中。古人说，“智者不能自见其面，勇者不能自举其身。”其意也如此。

　　不同文化背景的医学，就从不同视角来观察研究人体系统。有的“横看”，有的“侧看”，结论也就有是“岭”、是“峰”的差异。人体生命系统复杂多变，出现因人因时因地的“各不同”。中医横看成岭，西医侧看成峰。唯有互相配合，才可能较接近于认识其“线;其次，医学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目前宇宙里各种运动形态中的最高形态。从黑洞到天体大爆炸，皆属于物理、化学运动形态，充塞环宇。生命的出现，进入高级生物学运动形态，是地球经过几十亿年演变的结果。至今还未发现别的星球或天体有类似的生命运动形态。地球上的生命由非细胞进化为细胞，由单细胞进化为多细胞，由低等进化为高等，又是十几亿年的进化历程。直到上百万年前才出现猿人，这还不是我们线万年前，出现了现代智人，才有了人这种最复杂、最高级的运动形态。这种形态，不仅包含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学的各种物质运动形态，还出现了意识、心理、思想、感情、社会等更复杂、更高级的运动形态。

　　因此医学研究的是一个更具有混沌性、模糊性的超复杂性系统。至今发现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知识，皆可运用于医学，但医学绝不只是这些知识的总和。因为人这个超复杂性系统，已发生了质的飞跃，产生了自身特有的运动形态与规律。

　　人体绝不是物理学概念中的机器，绝不是信息技术概念中的机器人，绝不是化学概念中的反应罐，也绝不是生物学概念中的多细胞集群或灵长类动物。人就是人，虽然他不是神，但他绝不是一般的生物。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的独白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尚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止。在行为上多么像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人啊，你到底又是什么呢？”

　　因此，医学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也不同于兽医学。医学是人文同科学的交叉与结合，是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的交叉与结合。在这方面，中医比西医结合得好。这也正是中西医要互相配合的依据之二。

　　第三，从中西医发展历史来看。作为现代人类，只有10万年左右的历史，进入有历史记载的年代，还不到万年。古代医学中，古埃及医学和古印度医学都曾辉煌一时，但可惜后来都中断失传了。古希腊医学也中断了近千年，后随文艺复兴，才逐步出现现代医学。而唯有中国医学，几千年从未中断失传，一直传承至今。由于中国在人类历史上，人口一直占世界人口的1/4，有时达1/3，如今仍占1/5强。又拥有世界顶级规模、水平最高、历史最久的农耕经济。在文艺复兴前，可谓是统领世界水平的主流国家。在两千年前，就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医学理论体系，一个独特的包括病因、病机、诊法、辨证、论治、药物、预防、养生等临床体系。这就反映在《黄帝内经》与张仲景的《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中。这个医学体系，是1/4人类经验的结晶。他一直成功指导中医的临床实践，从而使1/4人类一代接一代的繁衍、生存、发展。虽然也不断出现瘟疫等传染病，但并未像欧洲那样，仅因为一场黑热病，就夺去2/5人口的性命。

　　现代医学是在文艺复兴之后，随自然科学的出现而出现的。17世纪兴起解剖学、血液循环学。18世纪出现水银华氏温度计来测量体温。19世纪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后来，巴斯德又发现了细菌，于是出现细胞病理学、细菌学和免疫学，开始使用疫苗。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X光透视及新型手术。二战以后，现代医学才突飞猛进。50年代出现超声成像技术，70年代出现断层成像（CT）技术，80年代出现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使医用影像学为人体检查提供新的装备。再加上生物电技术在心电、脑电、肌电检测上的运用，放射性同位素运用，各种化学分析检验测试仪器与技术的运用，使西医对人体活动的许多因子，有了定量的检验测试的数据。加上各种人造器官（人造肾、起搏器、人造心脏等等）与、干细胞培养、基因工程等，使西医从现代高科技发展中，源源不断获得许多新的手段与工具，这更如虎添翼。但不要忘了，西医也就二百多年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医学，更只是近几十年的事。虽然进步很快，但对于超复杂性的人体生命系统来讲，仍是沧海一粟。不要说远远够不上穷尽真理，就连中医几千年前发现并加以运用的经络系统，到现在也未能找到解剖或生理上的依据。但这个系统连西医也承认确实存在，针灸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很受欢迎。

　　因此，从中西医发展历史来看，中医历史悠远长久，至少是七十多代人临床经验的积淀，但近代发展不快。西医历史很短，仅几代人，但近代发展非常迅速。这正是两者应互相配合的依据之三。

　　中国传统医药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现代医药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以西方文化为背景。两者确实存在很大差异。

　　我们目前要实现现代化，向工业文明过渡，就要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当然包括现代医学。但也不能丢弃自己民间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这不是出于民族自尊，而是出于崇尚真理，出于人类的未来发展。

　　当代国际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过去曾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已僵化并走向死亡了，唯有西方文化才是方兴未艾的。但到晚年，他认识到东方文化的现实重要性与生命力，认识到西方文化的缺陷和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主张东西文化应当互相取长补短，才能解决人类的未来。这是十分有见地的。

　　随战争手段的一直在升级、恐怖活动的频繁出现、地球环境的日益恶化、气候的明显反常、生物多样性的流失、自然资源的枯竭、人类心理的失衡、社会危机的加剧，等等，人类的生存确实面临巨大挑战。这使许多负责任的西方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能从东方文化中寻找出路。比如东方文化中的和谐理念：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就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儒家有关仁的思想，就主张人与人的社会和谐；中医的身心调和思想，就主张人的肌体与心理的和谐。这些思想和理念，切中时弊，正中要害。这正应上“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之说法。

　　东西方文化差异，可列举很多，现仅举出同医药相关的几点。

　　第一，东方强调天人合一，人要顺乎自然；西方强调人定胜天、战胜自然。中医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统一，强调天人相应，注意节气变化，用药多为天然的。西医只注重人体自身，如何战胜病原体，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用药多为人工合成的。

　　第二，东方侧重整体，重综合与归纳；西方侧重局部，重分析与演绎。中医把人看成一个整体，是一个模糊的超复杂性系统，采用综合的方法，可以头痛医脚。西医则把人看成是由各个系统、器官、组织、细胞构成的复合体，采用单因子分析的方法，随技术发展，越分越细、越单一、越精确，直到分子水平。

　　第三，东方重形像思维，重直觉、悟性；西方重逻辑思维，重实证、理性。因此中医用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形象地描述人体各种器官与功能的相互关系，用悟性直觉勾画出一个模糊的复杂性体系，让人感到玄学的味道。西医则采用数理思维与实证的方式，理性的观察人体，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概念来看待人体。医学描述同自然科学述语也相一致，让人感到科学的味道。

　　第四，东方重模糊，亦此亦彼，重内在联系，讲究复杂性；西方重清晰，非此即彼，界线分明，简洁明白。中医理论就重模糊，重复杂性，亦此亦彼，中药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讲究四气五味，升降沉浮，若干味中药混成一体，也弄不清什么是有效成份。西医理论就重清晰，判断明确，非此即彼，西药有效成份单一，效用专一，含量精确。

　　第五，东方重经验，重特殊性、偶然性；西方重推理，重普遍性、必然性。中医以经验为主，通过问、闻、望、切等经验来了解病人，重视病人的特殊性，采取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方法，既可同病异治，也可异病同治。因此缺少统一标准。西医以推理为主，通过种种仪器观察，生理生化指标检测，从精确的数据中，按统一标准，判断病症，对症下药。重视病的普遍性，不注意人的特殊性。

　　第六，东方重身心统一；西方则身心分离。中医保健养生，讲究身心和谐，如太极拳、气功等，讲究杂食与食药同源。西医有病治病，重肌体变化，不注意心理、感情变化，保健单纯，运动就是运动，饮食也单一化。

　　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就造成中西医药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决定两者应当互为补充。

　　代表现代医学的西医，既属工业文明，就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以博大精深的自然科学体系为基础，对人体生命运动的规律与体质变化，作出越来越精细准确的定量分析，微量到ppb水平（1/10亿），微观到分子水平。对于病理、药理、流行病控制等都有系统、详尽的研究。

　　西医以极快的速度汲取高科技的成果，充实到检测、手术、药物等领域。新医疗手段，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

　　西医在外科手术、流行病控制、动物实验、免疫技术、、基因工程、干细胞工程、新药物筛选、医学工程等方面，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对于当代人类平均寿命的提高，对于未来人类的健康，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这些是勿容置疑的。

　　但西医也有其短处，对人的特殊性不够重视，侧重人的生物性，忽视人的心理、感情、行为、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过于侧重人体的局部直至微观机制，而忽视人体的整体相关性与宏观调理。药物主要是人工合成，药效专一，常治标不治本。受工业文明影响，常把病人当作一“加工部件”，在医院的“流水线”上，从这个科室转到那个科室，流经各“车间”接受各式装备的检测，抽取各种样品作生化分析。医生只依靠各项指标数据而作出判断，或处方或手术。这种治病不治人，也常引起副作用。比如非典期间，靠插呼吸机、打激素等，虽救活了一些人，但不少也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造成终身残疾。

　　代表传统医学的中医，既属农耕文明，成熟于一两千年前，就必然缺少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支撑，重于经验与形象思维。所以发展缓慢，仍靠千年前的经典著作与配方。对于不断出现的高新技术，也麻木迟顿，不能及时吸纳采用。虽有近万个传统方剂，但多靠野生生物资源，随生态恶化，天然药物资源已渐匮缺。中医的诸多缺陷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是常被人误认为不科学的缘由。

　　然而中医在宏观战略上，重视人的特殊性，强调人的整体性，主张标本兼治，关注人体同心理、同社会、同环境的统一和谐。这些都是其优势。比如有人呼吸系统患病，西医久治不愈，中医却从肠道着手用药，不久痊愈，因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通。中医抢救的非典患者，就没有后遗症。因他重视整体的调理，用药温和，靠调节人体机制来战胜疾病。中医用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强调配伍，综合效果。如果把中药材作为单因子分析，的确会发现具备毒副作用。但经配伍后，毒副作用就被平衡减缓。有时中医还采用以毒攻毒的处方，也能治好病人。中医这些优势与疗效也是毋庸置疑的。正因如此，在国内甚至国外，仍有相当多人，救治于中医，特别是一些慢性病、功能失调性疾病、老年病与疑难症，常有很好的效果。

　　因此，从医学战术上看，西医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也是当今世界医学的主流；从医学战略上看，中医也确实具有优势。现代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其发展趋向是：从分科过细转向综合，从线性转向非线性，从简单性转向复杂性，从不可逆性转向可逆性，从一般性转向特殊性，从必然性转向偶然性，从可预见性转向不可预见性，从治标转向治本。这些正是中医的特色。因此，现代医学的逐步发展，可以从中医的宏观战略思想上，获得启迪与思路。

　　传统医学要在继承经典的基础上，取得逐步发展与创新，也必须从西医的微观战术上，汲取方法与手段。现代科学知识、高科技成果，西医能用，中医同样也可采纳。若仅固守传统经典，拒绝现代科技成果，就只能延守经验，而不能创新发展。长期以往，恐怕连延守也要发生困难了。因此，中西医应当发挥各自优势，互相借鉴，用对方的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

　　当前日本、韩国等对中医药研究十分重视，中成药出口远大于我国。国际医学界，也把传统医学作为替补医学。我国还将中医药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申报。因此，否定中医是不可取的。但中医若不创新发展，只是停留于文化遗产的层面，也同样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