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诺贝尔委员会公布了2011年第一个诺贝尔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由于9月刚刚获得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医学奖，不少人对屠呦呦和她的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尽管未获诺奖，但青蒿素获颁国际医学大奖，仍然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屠呦呦获拉斯克奖的消息传出后，社会上马上掀起了一场争论。青蒿素获成功能否体现中药的价值成为争论的焦点。

  方舟子撰文从青蒿在中药中的概念、关于疟疾治疗的历史等多个角度做多元化的分析，意在说明青蒿素的成功与中药并无关联。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常存库也在接受本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青蒿素的研究只是依据中医对青蒿的一种药效记载进行探索，没有触及传统中药学的核心学术内涵。因此，“青蒿素对推动中药学整体进步意义有限”。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则认为，从形式上看，青蒿素经过了纯化提取、人工合成，确实具有化学药的特点。但它来源于中药、发展于中药，更多的是体现了中药的现代化。

  “西药研发的特点是高通量筛选。每种西药都要从几十万个化合物中盲目筛选，碰到合适的就深入研究，像抓彩票一样。而中药不是盲目的，是根据古人和今人的经验，有目标地进行优选。来源不同是中药和西药的最大区别。”李连达告诉本报记者。

  这种观点与另一位中医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陈可冀不谋而合：“青蒿素应该算是中药，而且应该称作现代中药。”

  “中药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时候。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分析中药中的有效成分，已成为中药研究的本职工作。”陈可冀在接受本报记者正常采访时指出，现代中药的一个课题就是要弄清中药在临床上的用处、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其物质基础是什么。

  其实，在李连达看来，关于青蒿素是不是中药的争论本身并无太大价值。“东西方医学的核心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治病救人。大家更应该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目标上来。”李连达强调。

  常存库指出，中医药争议的核心问题是中医药学虽有价值，但是没取得科学形式，其理论说不清临床效果的道理。“就中药而言，只有药效记载可供实证研究，而其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功能等理论与药效都存在实质错位和逻辑不对应的问题，没有办法进行实证研究。”

  但青蒿素的案例似乎又为中医药的实证研究带来曙光。以现代医学为规范的科学化、标准化将成为中药未来发展的核心工作。同时，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李连达介绍，中药原料药约有12800种，中成药约有1万种。“要实现中药药效的标准化，从生药、原料药、提取物、半成品，直到成品，每个环节、每个方面都要做，绝不是三五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陈可冀指出，按照科学的要求，很多药都要作药物代谢研究。比如一种药吃下去，24小时排泄掉，就要每24小时补充一次；8小时排泄掉，就要每8小时补充一次。药物代谢涉及到药效、毒理等很多方面内容。

  同时，中药中最有特色、被普遍的使用的复方，由于存在药物间的交互作用，在每一味药的标准化还没完成的情况下，其标准化更是显得格外遥远。

  李连达建议，开始阶段，中药标准化应该首先筛选出一些新药，或者先重点做老药里面效果最好的一些药。“要有选择、有重点地推进中药现代化。”

  陈可冀还指出，中药标准化做到见效这一步，还没有走完。后续的耐药性研究也是现代中药研究的重要内容。

  屠呦呦在美国纽约领取拉斯克医学奖时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获奖引起大家关注，抓紧对青蒿素药物耐药性问题的研究。尽快找出防止青蒿素和其衍生物药物耐药性产生的办法。

  她指出，当初寻找青蒿素新药就为了对付抗药性疟疾治疗。如果青蒿素类药物不正确使用而滥用或作为不合理地预防性使用，很有一定的概率会加快耐青蒿素药物疟疾的出现。现在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将治疗性药物用作预防性药物使用，一旦耐青蒿素药物的疟疾出现并爆发的话，那人类又将面临着一场灾难。

  “研究中药复方，第一步是要生药鉴定，要靠植物学家；分析里面的成分，要靠化学家；找出作用靶点，要靠药理学家；进行毒理研究，要靠毒理学家；临床效果验证，要靠临床医生。”陈可冀指出，多学科交叉合作慢慢的变成了现代中药研究的必然选择。

  李连达则对此给出了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就像一场战争，海陆空各个兵种，能上的都得上。”

  除学科交叉合作外，加强与西方国家的交流，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手段，也是未来中医药发展的必经路径。

  “毛主席当年讲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必须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能健康地推进中医药发展，挖掘出好的中医药成果。”李连达说。

  追根溯源，受文化影响，中医和西医历史上就有差异。西医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重视实验、解剖和分析；中医则受儒释道文化影响，比较强调整体、重视综合。

  “有些人老是说中医不能学习西医，不然就被西化了。那我们为什么现在不穿长衫马褂了？实际上中医和西医各有优点、各有不足。临床治疗上我主张中西医结合，要优势互补、互相补充。”陈可冀一直在努力推进中西医的结合。

  屠呦呦也表示，中国有中医药研究的基础，但与国际合作研究，会补充我们的不足。通过建立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推进中医药研究不停地改进革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中医能做到更好。“我非常愿意呼吁中国与国际医学届合作开展中医药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整体科研环境导向偏向于写文章、出成果，中医药研究受到颇深的影响，李连达对此不以为然。

  “治病救人才是医学研究，特别是中药研究的终极目标，与这一目标有距离的研究工作，价值没办法得到体现。”李连达指出，西药有一些纯机制和纯学科的研究，短期内与治病救人的目标比较远，可能要过十年、二十年才能发挥作用。与之相反，中药研究的主要方向应放在治病救人上。

  他进一步指出，当前中医药科研管理的体制机制也存在缺陷。人才评价标准和获奖评奖的标准都有不足，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中医药科研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不利于调动一线科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

  一方面是应试科研流行，即极少数人出题目，全国一起做，体现了长官意志和极少数专家的想法，使更多科研人员的专长不容易发挥。

  另一方面，科技界出现了很多“工头式”的项目。一个“大家”垄断大量重点项目，占有几个亿的科研经费，然后再层层转包给其他单位，最终大家作出来的成果统统归其所有。

  常存库也认为，目前中医药的发展势头很大、花钱很多、交易盛行、成果极少，缺少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应进一步改革课题和成果评审制度，使课题和成果申报透明和公平。

  “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依赖中医药科研进步，而保证中医药科研进步，就必须有正确的政策，要保证经费及经费的有效使用，并对课题审批、成果鉴定等采取更为严格可行的措施。”常存库说。

  目前，我国对中医药支持的势头不减，一系列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文件相继出台，科研经费也比过去提高了几十甚至上百倍。不过，面对浩大的中医药标准化工程，当前的投入力度仍显不足。

  “比如设置社区全科医生，中医药很有前途。”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陈凯先认为，社区居民常会有一些不严重的小病，中医全科医生则能发挥“治未病”、疾病预防方面的作用。

  陈凯先说：“如果科研人员能拿出更多像青蒿素这样子就能够体现中医药价值的成果，中医药的影响力就会更大，支持中医药的人也会更多，最终才能取得中医药现代化的成功。”